今天看来，七百年前许月卿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更像是一个文人优雅的转身，那种不怒而威的古典韵味昭示着一个时代真诚的谢幕。许月卿之前可能还有许月卿，可许月卿之后，就再也不会有许月卿了。
一
1276年3月，伯颜、张弘范将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之都临安围得水泄不通，在内缺粮草，外无援军的窘迫局面下，偏安江南一隅的宋王朝终于在苟延残喘了150年后极不体面地以投降方式寿寝正终。城破之日，出使元军大营的吉州庐陵人文天祥正身陷囹圄，与投降派吕师孟针锋相对；文天祥的同年信州弋阳人谢枋得则在江南招兵买马，期与蒙古人背水一战；而楚州盐城人陆秀夫在温州护着赵氏皇族的最后一点血脉准备东山再起……此时此刻，故宋臣子们个个慷慨激昂，都准备在这杀身成仁的时刻放手一搏，以全忠义之节。
相较之下，徽州婺源人许月卿的方式就有些特别，亡国之日，许山屋身着孝服，深居一室，以志国耻之哀，而在此之前一年，广东经略徐直谅还建议让许月卿开阃东南，理由是许月卿有将相才。可谁也没想到，有将相才的许月卿并没有去拉一支义军来表达爱国之情，却选择了这样的表达方式，低调得令人惊讶。
其实，如果不谈民族气节之类的大道理，在南宋这样一个既缺英雄又少竖子的乏味朝代，幸好还有许月卿这样的人，才让这个弥漫着颓败之气的时代多了几分谈资。
二
想那1276年的许月卿虽没有以60岁的老迈之躯毅然投笔从戎，与敌寇相见于疆场，但在亡国当口却表现出了一个愤青的气质，将自己的字改成“宋士”，意即宋虽亡，于其未亡，为标明自己愿意做一个故去王朝子民的坚定决心，他从1276年开始到1286年，十年不语。
不仅如此，十年不语的许月卿还在门上贴了一张“范粲寝所乘车”的纸条，向另一个优雅的文人范粲致敬。在许月卿前八百年，有晋人范粲，因旧主曹芳被司马师废黜，故寝于所乘车中，足不践地，三十六年未发一言。当然，我相信与范粲相比，许月卿无疑更加真诚，因为范粲是旧主曹芳的宠臣，面对心狠手辣的新主司马师，他的三十六年不语更像是一个聪明人的明哲保身，被杀的嵇康即是他的前车之鉴。
但有一点，许月卿与范粲、嵇康、阮籍、刘伶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的愤怒，同属文人之愤，尽管悲恸于心，但举手投足、不动声色间，仍是风度翩翩，那不经意间的一个眉头紧锁便可以悄无声息地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背影。
这就叫气质，专属于文人。
只不过自许月卿后，这种气质便荡然无存了。
三
我估计，倘若许月卿此人早生四百年，以其个性与才情，即便成不了月下独酌的李太白，混个少年王维那样系马长安酒肆的潇洒文青，问题应该不大。
如同大多数南宋士大夫一样，许月卿诗文俱佳。作为南宋小有名气的诗人，《全宋诗》中收录了他两百多首题材各异的诗作，风格清丽，其宁静致远的文人心态在南宋诗坛即便谈不上自成一家，也算得上独树一帜了。其人更是一丝不苟，严谨有余，从政风格严苛强硬，原则讲得不近人情，理宗皇帝呼其为“狂士”，百姓称他为“铁符”。
可以说，内外兼修、坚持原则的同时又个性突兀的许月卿是中国士大夫的一个标本。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月卿在亡国之后会以一种士大夫的姿态来表达心中的愤懑。如果许月卿拔头撞墙、新亭对泣、凄凄切切，那么他就不是许月卿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匹夫之勇”从来都不属于像许月卿这样的人。许月卿们必定是如同曹植一般，在面对生死抉择时，哪怕再痛心疾首，仍以文人的翩翩风度，将满腔愤懑用一句“相煎何太急”娓娓道来。
但一切都以1276年的临安城破为分水岭，宋之前，我们有阮籍，有嵇康，有李白，有王维，有苏轼。可自宋以后，文人们要么是学问家，要么是诗人，要么是官员，很难三者融于一身，即便是谈到士大夫的基本素质，也鲜有如同许月卿这样集翩翩风度与狂放不羁于一身的古典文人了。
四
秦汉以来，中国文化以一种自由而优雅的姿态透过个体的张扬得以诠释，不论是登高清啸的阮籍、纵酒放歌的李白，还是谈笑间灰飞烟灭的周郎、谢安石，就算是持节守节的苏武、七步一诗的曹植、三十六年未发一言的范粲、临死前为《广陵散》沧然泪下的嵇康……他们的一笑一颦都是那么从容而优雅，在不经意间闪现出的魏晋风骨、汉韵唐风每每令后人神往。
这种羽扇纶巾，白衣飘飘的从容在两宋达到了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汴京与临安堪称古典中国最后的文化坐标，但随着1276年的临安城破，一切似乎都画上了休止符。
许月卿在1276年的做法更像是对一个时代的祭奠，而不是仅仅出于对一个王朝的追思。而许山屋本人作为程朱理学的嫡传弟子，也在不经意间扮演了一个承前启后的角色，黄宗羲评价“新安之学，自山屋一变而为风节”，在他以后，强调伦理纲常、社会秩序的庞大理学体系成为了这片古老土地的思想主宰，此后的明清两代，虽多有以死殉国的忠臣、马革裹尸的义士，但那种热血沸腾中却再也找不到这种不怒而威的古典韵味了。
所以我觉得赵宋王朝的终结就算不能代表了古典中国的逝去，至少也宣告了一个文人时代的终结。
五
十年不语的婺源人许月卿最终还是说话了。
公元1286年，70岁的许月卿觉得自己去日无多，于是对他的家人开口交代临终遗言，遗言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嘱咐自己入殓时一定要穿当年集英殿皇帝御赐的红袍，此为尽忠。遗言的第二部分是向两个老朋友致敬：一为履善甫，他说履善甫死了，死得其所；二为谢君直，他说谢君直与他皆不苟合于世，是知音。
许月卿所说的履善甫便是文天祥，这位南宋末年的状元已经早于他，于1283年十二月初九在大都从容就戮；另一个谢君直，也就是谢枋得，在他死后的1289年四月初五，于大都悯忠寺，绝食五天，为国尽节。而在他们所效忠的赵宋王朝，早在1279年的二月六日，就已经随着陆秀夫背上的那个八岁的赵昺，也就是赵宋王朝的最后一点血脉，沉入了崖山的海底，灰飞烟灭。
不过想来，许月卿、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们也有自己的幸运。想当年，谢枋得闭门不出，众皆不解，于是谢君直手书“要看今日谢枋得，便是当年许月卿”，尚有知音可效，也不失为人生一大快事。
而放眼此后八百年，自许月卿之后，世间就再也没有许月卿了，那句“当年许月卿”不自觉间竟已成绝响。
可惜，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