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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书:从敦煌到徽州

两地书:从敦煌到徽州20127826465069

作者:王振忠2012-01-09 10:32:55 文章被浏览:文章来源:互联网

   
 

    混沌初辟,上帝害怕亚当孤单,乘其熟睡,抽取他身上的一根肋骨,造就了一个女人。此后,女人遂成了男人的“骨中骨”、“肉中肉”,而男人则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去依恋妻子,与她结为一体……,一旦分离,难免就有相思的烦恼,以及拉呱絮聒之必要。大概从那时开始,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夫妻之间的两地书便已出现。
    在中国,无论是《诗经》中的“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还是古诗乐府之“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千里远婚姻,悠悠隔山陂”,或许都昭示了夫妻之间的两地书由来已久。及至唐代,现存的敦煌文书中更出现了《夫与妻书》和《妻与夫书》之类的书仪,供人摹仿套用。唐人张敖编撰的《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中,就有一往一复的天涯芳信:
    自从面别,已隔累旬;人信劳通,音书断绝。冬中甚寒,伏惟几娘子动止康和,儿女佳健。此某推免,今从官役,且得平安,唯忧家内如何存济。努力侍奉尊亲,男     女切须教训。今因使往,略附两行,不具一一。(《与妻书》)
    拜别之后,道路遥长,贱妾忧心,形容憔悴。当去之日,云不多时,一别已来,早   经晦朔。翁婆年老,且得平安,家内大小,并得寻常。时候,伏惟某郎动止万福,事了   早归,深所望也。(《妻答书》)
    据敦煌学者的研究,《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是现存敦煌本《吉凶书仪》类中最为简要的一种。而类似的夫妻对答,在其它的残篇遗简中亦颇有所见,这说明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发展,两地书的形式已相当成熟。信中的“几娘子”和“某郎”,在有的两地书中或作“次娘子”和“次郎”,“几”或“次”相当于后世尺牍活套中的“某”或“Δ”,是一种泛指,供写信人套用。
    敦煌书仪之大量出现,反映了上层礼仪向一般民众的扩散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传播更加深入和广泛。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卷34上有一个段子说:
    绍兴辛巳,女真犯顺。米忠信夜于淮南劫寨,得一箱箧,乃自燕山来者,有所附书十余封,多是敌营妻寄军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于枢密行府僚属方圆仲处亲见一纸,别无他语,止诗一篇,云:“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
   “辛巳”亦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当时,金人进攻南宋,米忠信乘着夜色前往劫寨,结果缴得女真人的一个箱子,里面都是妻子写给丈夫的书信。其中有一张纸上只有一首打油诗,内容是一个名叫垂杨的妻子捎给丈夫山丹的几句话:你到江南打仗很辛苦,天长日久,看来一时半会也回不来,干脆咱俩就散伙吧,你到那里讨一个南蛮婆子算了,我在北方就嫁个这里的契丹人吧——这是笑话女真男人出外打仗,侵略南宋,没想到后院起火,老婆难耐雌守之苦,很快就有了契丹相好,坚决要求与前线的女真士兵分手。揆情度理,“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积弱如清水鼻涕的赵宋政权打不过剽悍的女真人,奇思妙想的文人才子,便只能收集(甚或是编造)因第三者插足、对手“军婚”遭破坏的故事偷着乐——这是南宋士大夫从汉文化的三纲五常出发,取笑北方民族的夫妻关系。在他们看来,垂杨山丹的两地书简单干脆,几乎可以说是白纸乱涂数点墨,自然不需同时代汉地书仪繁文缛节的客套和委婉。
    及至明清,教人撰写书信的尺牍活套层出迭现。这些活套,有的反映了某个区域颇为普遍的社会实态,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譬如,清代婺源人汪文芳所辑的《增补书柬活套》流传极广,在徽州,几乎各个县份都有该书的刊本和抄本。其中的活套,就反映了徽州人日常生活及商业活动中的诸多应酬。此类活套,主要分为问候、思慕、庆贺、慰唁、馈送、邀约、借贷、荐托、箴规、索取和延聘等,各类都有套语——这是根据事由的分类。还有的则根据信函的书写者,分为各种情形。以家书类为例,就分作“祖在家(示孙)”、“孙在外(禀祖)”、“孙在家(禀祖)”、“父在家(示子)”、“子在外(禀父)”、“父在外(示子)”、“子在家(禀父)”、“伯叔在家寄侄”、“侄外奉伯叔”、“伯叔在外寄侄”、“在家奉伯叔”、“兄在外寄弟”、“弟在家奉兄”、“兄在家寄弟”、“弟在外奉兄”、“母示子书”、“子在外禀母”、“夫寄妻”和“妻寄夫”等。这些活套,有的也叫“写信不求人”,意思是应用者不需要找人帮忙,只要填入相关人等的名讳即可。
    有的活套甚至被编成启蒙读物,将写信时的遣词用字都一一编入。如刊本《汪大盛新刻详正汇采书信要言》(简称《书信要言》)全书为四言,中间部分分门别类地列举了写信的套语。譬如,妻子写给丈夫的内容就有不少:
    女儿起嫁,我难作主,接他不多,你回议处,无人嘀量,实难应许,盆桶有限,奁仪使女,首饰衣服,箱笼橱椅,衣架须毬,门幔帐坠,器皿铺陈,……备办不周,受他言语,儿女分上,再三难阻,你躲不归,尽是我举,讨尽日吉日舌,受尽苦楚。
    时下作田,节临谷雨,浸谷撒秧,当先预备,灰粪牛租,临期难具,割麦莳田,无人相助,早起夜眠,十分忧虑……
    媳妇儿孙,不受训诲,生事冤家,惹人恼燥,柱[枉]废[费]心机,全无所靠,四处嬉游,家赀荡废,……汝我命低,终难过世,不得他力,反加着忄吉,玷辱祖宗,带累亲戚……
    你在途中,务宜将息,晏些起程,早些歇息,且自宽心,不可恼忄吉,忍耐回家,嘀量算计,只此报知,收拾仔细。
    该书发现于徽州,印刷颇为粗糙,文字亦多错讹。从“汪大盛”的名字来看,这应是徽州人编辑或出版的一册启蒙读物。信中有不少方言土语,“日吉日舌”的意思大概是被人说了闲话。从中可见,徽州妇人家长里短絮絮叨叨,备述女儿出嫁、置办妆奁的破费及难处。接着说雇人做农活,遭磨洋工,丈夫寄钱无多,不够应付。此外,还涉及婆媳之间的尖锐矛盾,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分家另过。最后是嘱咐丈夫在外保重,不可气恼……
    此类夫妻间的两地书,在明清时代所见颇多。譬如,徽州文书抄本中就收录了一份相当有趣的信函。从中,我们仿佛看到,寒夜孤灯之下,一位商人妇正拈管展笺,书写心事恨词:
    信奉良人知之:常言俗语,无文且喜。二大人康泰,儿女安宁。前接来银十两,猪油拾斤,欠账零零碎碎,算来不够还人。
   “良人”是对丈夫的称呼。老夫老妻虽然未必完全是爱弛情衰,但整日价忙于柴米油盐生意琐事,通常情况下,没有什么风花雪月卿卿我我需要表白,除非发生大的变故才需相互通报,故曰“无文且喜”,亦即所谓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妻子先是照例寒暄,叙说公公婆婆及儿女一切都好,接着说收到寄来的银钱十两和猪油十斤,临了还抱怨寄下的银钱不够开销……
    这一段话具有浓厚的徽州乡土背景。明清以来,徽商外出,经常要往家中寄送猪油。据说,在江南各地,有一种人拿着竹节,每天到肉摊上收购猪油,收到后就装入桶内销往徽州。有一首《收猪油》的竹枝词这样写道:“两只竹节收猪油,每日派人肉铺兜。猪油收来作何用,装入桶内销徽州。徽州地方少猪肉,猪油燉酱夸口福。更把猪油冲碗汤,吃得肚肠滑漉漉。”江浙一带滩簧编出的笑话,说的是“徽州朝奉,富而啬,好绷场面,日进青菜豆腐,而悬猪油少许于墙角,餐后,揩油于唇,立大门前告人曰:我家今天吃猪油炖酱。”虽然说“猪油燉酱夸口福”,典出江南一带讥讽徽州人为揩油之祖师的笑话,但嗜好猪油为徽州的风俗,这一点并无疑义。徽州绩溪人胡适先生在其口述自传中就曾说过:“……我们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接济的项目并不限于金钱;有时也兼及食物。例如咸猪油(腊油),有时也从老远的地方被送回家乡。”可见,这封书信的乡土色彩极为浓厚。
    正月元宵灯节,红烛点了八斤,清明标挂在迩,冤孽又要用银。社屋呼唱[猖]做戏,班名便是奇音,公众用银十两,派到我家二星。驼背叔公点戏,做了《舍郎》、《古城》。
    元宵、清明等岁时节日有不少开销,如红烛就点了八斤(徽州的蜡烛是论斤计算)。“标挂”也叫“挂钱”或“挂纸”,清初《新安竹枝词》有“鼓吹喧阗拥不开,牲拴列架走舆儓,问渠底事忙如许,唐宋坟头挂纸来。”就是指清明扫墓时,将白纸条挂在坟墓上,以祭奠亡灵。在徽州,“社则有屋,宗则有祠”,如果说宗祠反映了一姓的血缘脉络,那么社屋则凸显了人们的地缘关系。在社祭时有的需要祭祀五猖神,祭祀的仪式称为“呼猖”。鲁迅《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五猖会》的短文,说儿时到绍兴东关去看五猖会,神像是五个男人。其实,五猖神源出皖南。民间祭祀时,需谨备长江鲜鱼、三牲福事、干净斋饭和水花豆腐等,拜请五方诸位众神——风猖神王、狂猖神王、毛猖神王、野猖神王和伤猖神王。而祭神时例须做戏酬神,此处做戏的戏班名叫“奇音班”,由大家凑份子聘请。从这封信来看,当时,全村共花了十两银子,写信的妇人家出了“二星”。“星”是秤杆上标记斤、两、钱的小点,这里的“二星”可能指的是二钱。戏是由驼背叔公点的,做了两出戏,一出叫《舍郎》,一出叫《古城》。
    喜儿台前闯祸,三害打骂上门,“半世死”骂过不了,“少年亡”骂过不宁,气得我心里跌丁丁,骇得我手脚如冰,馒头、肉包倍[赔]礼,百般小心出门。
    这是说儿子(喜儿)在看戏的台前闯祸,一个绰号“三害”的人打上门来,自己遭人辱骂,被骂得非常难听,什么“半世死”,什么“少年亡”,什么难听的就骂什么。自己虽然气得不得了,但也只好忍气吞声,拿出一些食物来低三下四地赔礼道歉。商人妇讲这些话,意思是说家里没有男人支撑门户,所以备受他人欺凌,也以此衬托出自己咽苦吞涩,既当爹又当妈、管束子弟之不易。
    荷花偷吃冷粽,重阳肚痛至今,请医服药不效,求神问挂[卦]不灵,菜园无人料理,挑粪也要倩人。
    荷花可能是个丫环,因重阳日偷吃了冷粽而一直肚子疼痛,无论是请医生还是求神保佑都不奏效,所以无人浇菜挑粪,家务可谓千头万绪。说这些话,又在表示自己早起晚息,杂事萦心,世态人情经历多多,持家相当辛苦。
    今年新娶侄息[媳],讲话又不听人,题[提]起女中针指,全然莫莫[默默]无闻,况且好吃懒做,兼之又不成人,日日人家去坐,时时多嘴多唇,得在邻居啕气,人人看家面情,不但人品丑陋,而且塔鞋拖裙。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在我看来,其实,两个女人就足够上演数台戏了。年纪大的总归看不惯年轻人的做派,而在晚辈眼里,倚老卖老恐怕也同样讨嫌。从上述的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商人妇眼里,刚过门的侄媳妇人长得丑陋不堪,穿着疲疲沓沓,不仅描鸾刺绣各色女工一样不晓,而且为人好吃懒做,四处游荡,多嘴多舌,经常与人啕气(“啕气”亦即淘气,也就是生气的意思)。
    癞痢叔公酒后,无得[缘]无故出言骂人,与他理论几句,反彼[被]强闯欧[殴]凶,意欲下府告状,幸看庞伯讲请[情]。
    癞痢叔公酒后撒疯,无缘无故骂了我,妇人家与之理论几句,反而被他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我气不过,很想到徽州府告状去,但被中人庞伯劝阻。平居乡里门前朝暮,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只是自己屡屡受人欺侮——这也是在诉说家中因无男人主持,为妻的好苦也么哥!
    黑娘日前分娩,生下一位千金,送我鸭子十个,外有喜酒一壶,回去银锁一把,肚肺一副三斤。玉招姑娘生日,又要送盒人情,崐原喜烛一对,洪坑索面三斤,百般家用浩大,人情四季纷纷。家中无去[处]想法,千万多寄些银。
    妇人饱谙家务应酬,一家一计,肠肚萦牵——邻人或亲戚黑娘生了女儿,送了十个鸭蛋,外加一壶喜酒,礼尚往来,只得将一把银锁和三斤肚肺作为回礼。玉招姑娘生日,又要送上喜烛、索面等人情,开销实在不少。“崐原喜烛”和“洪坑索面”均为清代徽州的送礼佳品。乾隆时人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有曰:“通行送礼祝年高,尖嘴蒸成大寿桃。泼刺盆鱼金字烛,洪坑挂面上丰糕。”稍后佚名所著的《歙西竹枝词》中亦称:“方物驰名各善长,洪坑索面匣儿装。”可见,“洪坑挂面”亦即“洪坑索面”,显为“通行送礼”之必备。“徽城”指的是徽州府城,亦即歙县县城(歙县为徽州府附郭首县,府、县同城)。“歙西”则指歙县西乡,现在著名的旅游胜地棠樾、唐模等景点均位于此地,在明清时期,该处为徽州盐、典巨商麇居之地,风俗极其奢华。《歙西竹枝词》曰:“谋生远客不忘家,女掌男权费用骄。寅借卯粮拖店帐,人情人面做虚花。”这是指责妇人主持家政,仗着丈夫在外经商大手大脚地讲排场。而从商人妇的立场着眼,家里虽然还不到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地步,但巧妇确实难为,故而切望丈夫多寄些银钱回家接济。此处的“处”写作“去”,并非一般的笔误,似有方言的背景存焉。
    大女儿年岁不少,二女儿长大成人,麻瘩姑娘作代[伐],亲家也在本村,大女婿     苏州生意,二女婿亦在阊门,闻闻(按:疑衍一“闻”字)得小官伶俐,家私却有千金,   偏嘴姨夫会过,说来亲上加亲。
    此处所话家常,讲到两位女儿的出阁亲事——找的女婿都在苏州做生意,为人均聪明伶俐,而且家里也很有钱。当时的阊门(苏州),就像前一二十年的深圳、现在的上海一样,是世人心目中打工赚钱的好地方。根据明代中叶的标准,徽州人家以财富多寡分为“上饶”、“中饶”和“稍饶”之家。到清代,有千金家私的大概仍属于“中饶之家”,也就是比小康更为富裕的家庭。找了这么好的婆家,岂非表明自己非常能干?
    大孩儿在店生意,早晚叫他用心,银水教他看看,戥(等)秤要学称称,将来年纪不小,家中已曾说亲,姑娘年有十二,人品也还精伶,好过亲家太太,聘礼不接多少,只接好银一斤。
    这是嘱咐丈夫要让大儿子认真习学生意,学好生意场上的各种基本功——如看秤、识别真假银钱,等等。并说自已已为长子找好媳妇,不仅为人比较聪明,而且还不需要费太多的花红彩礼,可以说是拣了个大便宜。这也同样是在评功摆好,自矜能将家务擘划得井井有条。
    细儿二月上学,送从富贵先生,只好描红把笔,教法看来中平,吃饭几碗不饱,菜蔬一扫尽空,好酒壹壶不醉,还说供饭不精。从前托他写信,他推肚痛不能,一连过了几日,并
     这是抱怨请来的私塾先生教书非常平庸,但却食量逾人,吃饭不仅要吃好几碗,而且风卷残云般地将蔬菜一扫而空。又喜欢衔杯漱醪,恣其饕餮,酒量相当之大,一壶老酒都见底了居然还不会醉。尽管吃得这么多,他还在抱怨说东家供应的饭菜不够精好。平常连信都不肯代笔,只是推托自己肚子痛,所以交代他写的信好几天都没有写出。幸亏那位细心叔公,帮我写了那封信。如此等等,真是烦心倦目,怨结愁肠……
    根据文献记载,不少徽州人对于私塾先生相当刻薄,近世胡梦龄的《黟俗小纪》指出:“我邑风俗,于蒙师非但不知所择,而且待之甚薄,束修极菲,子弟相从,还讲情面。而山村小族更不加意,只贪便宜,虽市夫匠艺可充馆师,鲁鱼亥豕之诮,往往皆是,此真莫大之忧也。”这虽然指的是黟县一地的情况,但在徽州的许多地方均较普遍。清代民国时期流行于徽州的《蒙馆经》抄本,大致反映了蒙师的处馆生活,“一入门来百事牵,戏联排[牌]匾并堂联,精神尽抖周旋遍,辛苦何尝见着钱”。塾师待遇既薄,教书自然平庸。
    在上揭的长吁短叹嗟嗟怨怨中,妇人从各个方面明说暗示自己持家极为辛苦,也相当能干,言外之意无非是——“为儿女使尽些拖刀计,为家私费尽些担山力”,像我这样出色当行的女人,你能娶到手做老婆,真是你前辈子修来的福份,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进而提醒对方家有贤妻,不可辜恩负德,更切莫“弃了甜桃绕山寻醋梨”!
    在摆了自己的一大堆功劳之后,这封信笔锋一转,以骤雨打新荷之势兴师问罪:
    所闻你在外娶妾,如何大胆糊[胡]行?年纪有了四十,也须灭了火性,思前我待你恩情,如果有了此事,星夜赶到店中,骂一声“狐狸精贱人”,看你如何做人?且问你为何停妻再娶,吵闹不得安宁。
    霎时间怨雾凄迷悲风乱吼,实际上直到此处,妇人才真正切入正题:我听说你在外面找了小老婆,怎么这么大胆?你年纪也有四十岁,已经不是火力生猛的青春小伙了,欲火煽动,津液易枯,本来不应该如此花心,在外蝶意偷香、贪欢嫩蕊。你该想想我以前对你的恩情吧,倘若确曾恋酒迷歌意马心猿,我会昼夜兼程赶到你的店里,骂一声“狐狸精贱人”,看你如何做人?再问你为什么折柳攀花,吵闹得天翻地覆。对于这样的后果,当事人大概不难逆料。俗话说:“宁食三寸葱,不逢醋一盅;宁食五斗蒜,不逢醋一罐”——醋海生波的能量,着实不容小觑。《型世言》第二十六回写寓居杭州箭桥大街的徽州盐商吴爚,吃不成羊肉反惹一身羶,在外吃亲友耻笑,在家遭妪人痛骂:“没廉耻入娘贼,瞒我去讨甚小老婆,天有眼,银子没了,又吃恶官司!”而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也曾提及,作者詹鸣铎之父詹蕃桢在杭州纳宠,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不料为其祖母所知,后者
 到杭州“勃然大怒,拍案一声,惊得行内诸人备聚,祖母大骂,伙老观喜,进茶于几,一掌打去,茶几都翻。众人一齐来劝,扶入内进,我的母亲、父亲,霎时仝到,对之跪下。我与礼先、庆林、江氏、春莺及翠季二妹,亦皆一齐跪下,涕泣哀求。半晌之后,方始略为霁威,但怒气仍不息。是日大骂,闹及夜半”。詹氏母亲较为懦弱,而祖母则极强悍。试想,老孺人尚非应该吃醋的当事人,但即便如此,她的吵闹,也已让意惹情牵的詹蕃桢难以招架,最后只得任好梦痴逐流水……
  为了摆脱“狐狸精贱人”似有若无的阴影,妇人的策略是有枣没枣打一竿瞧瞧,接着,她下了最后通牒,薄批细切,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
    倘若无有此事,限你四月回程,家计现在逼迫,为何又娶妖精?我今旧病发作,险遭一命归阴,幸门[蒙]祖宗保佑,又许一个愿心:来家杭州经过,多带几把金银,头脚鞋面多要,头油也要几斤,大女儿胭脂花粉,二女儿要丝带头绳,细儿无有暖帽,衣裳多不合身,有庆裤袜旧破,荷花亦无单裙,我也不要别物,只是虚亏,要吃人参。
    此处让丈夫限期返归故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指明要他在回家时,应捎带各种各样的礼物,送给家里的荆妻、儿女以及奴仆、丫环。这里软硬兼施,以柔克刚,说自己是“旧病发作”,险些丧了性命,表现出弱不禁风的样子,以博得男人的怜悯和疼爱。这就像两军对垒,临阵厮杀得难解难分的一方突然掉头拨马便逃,其实是卖个破绽,后方则早已准备好一根结结实实的绊马索……。果不其然,工愁善病的女人声言不要别的东西,“只是虚亏,要吃人参”。徽州人素以俭啬著称于世,明人谢肇淛曾经感慨:徽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虀,欣然一饱。……至其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平素节俭持家的老婆,看来这番是动了狠念,不惜狠狠斩上一刀,让男人出点血,以便长些记性——要他多带盘缠,从销金锅、锦绣窟买来人参给自己补补,谁让他有在外寻花问柳的嫌疑呢?想来,虚亏的恐怕不是妇人的身子,而是忿忿不平的内心吧!
    当然,一味的强悍要挟笼络不了异地夫君那摇摆不定的心,峰回路转,家主婆柔肠脉脉,接着对丈夫赶回徽州的旅程做了细致的安排,水一程,山一程,风一更,雨一更,处处可见其人的细心周到和办事果断:
    叫船须当赶快,不可沿途搭人,富阳、桐芦[庐]经过,七里龙[泷]也要小心,到了严州加纤,水路更要赶行,船上出恭仔细,夜间火烛小心,路上冷物少吃,尤恐吃了坏人,平安到了梁下,千万不可步行,雇轿抬到家里,铺盖交与足人。
    路迢遥烟水千叠,透过文字,妇人的心绪似已飞到了云际归帆。在这里,她仔细叮嘱在返乡途中的夜静云帆月影风烛之种种注意事项。丈夫应当是在江浙一带务工经商,所以是从钱塘江、富春江和新安江逆流而上回到徽州。信中提及的富阳、桐庐一带,是钱塘江流域最美的一段水路,南朝吴均写信给友人朱元思,有“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之喻。他“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
    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   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嶂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   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   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
     从桐庐溯流而上,便是新安江。新安江水路素有“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的说法,逆流上滩的艰难于此可见。“七里泷”也叫七里滩,与严陵濑相接。元曲有《严子陵垂钓七里滩》,说的便是此处。严子陵为东汉会稽余姚人,天性旷达,少有高名,与刘秀同学。及至汉光武即位,他改名换姓隐居,不受朝廷征辟,后寄情山水,归耕于富春江上。七里泷及严陵濑一带,即有严子陵的诸多遗迹。而就地理形势而言,七里泷两山夹峙,水驶如箭,当地谚云“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就是指该处舟行艰于牵挽,完全根据风速的大小为行船速度之快慢。据说,船到此处,舟人饱张风帆,乘客尽启篷窗,但见澄江似练,翠峰如簇,画眉竹鸡,啼声清越。值此良辰佳景,舟人常携鞭炮燃放,四山相应,震天动地……,此时回望来程,严子陵钓台渺在云际,令人心旷神怡……。不过,人在归途,想来倚篷窗自叹漂泊命的朝奉,大概无心欣赏窗外的美景吧……
    由于上滩的艰难,沿途需要一些纤夫拉纤。如在严州府下,“舟楫上水,在此叫纤”——这是明清商编路程图记上的提示,所以信中也说“严州加纤”,亦即在严州上滩时找人拉纤。此后,逆新安江干流由浙江省进入徽州歙县,历经艰辛,由浦口一路溯练江好不容易到了“梁下”。所谓梁下,是指歙县县城东南的渔梁坝,此处为徽州人进出皖南的重要水运码头,那里有一些转运过塘行(其功能兼具现代的旅栈、邮局和货物托运处),与新安江—钱塘江沿岸的转运过塘行一起,形成了沟通浙皖各地的运输网络。到达渔梁后,旅人的行李便可由过塘行所雇之足人(信客)直送到家。
    信中款语温言,反复叮嘱良人节食顺时,“荒村雨雪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其中,还特别告诫说“船上出恭仔细”——这是出门人的经验之谈,因为船上没有厕所,要想大便当然只能直接排入江中,但这样做有时会有危险。徽州商业书抄本《便蒙习论》中就有“登舟”条,提到:
    凡登舟,不论大小,不可立在蓬[篷]后,恐风转有失。不可对船头出恭,踏两脚     船,挂窗坐,手不可放在船傍之外,不宜顿脚,不立桅下。
    这段话告诫乘客不要在船头大便,以免船头摇晃或船只骤然掉头时,一不小心掉入江中——这显然可以作为信中“船上出恭仔细”的注脚。俗话说:“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原是形容一个人管得宽,但现在连拉屎放屁都要管,从这一细节来看,妇人句句传情,衷肠牵挂,对丈夫的顾觑呵护可谓无微不至。
    不过,一番秋水回波般的关切之后,又转回正题,急管繁弦,胡枷乱棒,再次加大打击力度:
    你要恋新弃旧,吵闹你不得安宁,此信须当紧记,四月即要回程,寒暑自宜保重,此信寄与夫君,管城难尽,余容面陈。
最后仍是软硬兼施,叮嘱丈夫休辞那遥水远路,即速归去来兮,以争取“罪疑便求从轻恕”。在这里,她一方面对丈夫眠花卧柳加以谴责和威胁,另一方面又对良人风寒暑湿饥饱劳役关怀备至,一手硬一手软,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在起承转合之间,妇人似唱阳光三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胁之以威,藏露隐显,张弛有致,节奏掌握得相当之好。因书阙有间,我们不清楚她的丈夫是否一晌贪欢,真的娶了小妖精,但我想在如此步步为营、手段老辣的攻势下,狮子数吼,拄杖定然落地,徽州朝奉当如五雷轰顶,顿觉地惨天愁,遍体寒毛抖擞,乖乖缴械投降……
    当然,这些只是我的想象。新安江是徽人外出、经商的一条水上通道,徽州素有早婚的习俗,男子到十二三岁就要成家,成家之后即外出经商,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此去经年,断梗飘萍,在外营商的丈夫,长年与妻子分居两地,只能几年或十几年回家一次,所以,徽州从前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说法,是说做了一辈子的夫妻,真正呆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因此,独倚高楼、残灯孤枕的出门人难免在外眠花宿柳暮宴朝欢;或则另娶一房好天良夜追欢取乐,过起“两头大”的生活。所谓两头大,是指在家乡和侨寓地都有女人,两边均为妻子,也不分正妻和小妾。而在另一方面,早在明代,谢肇淛就说徽州是“妒妇比户可封”,而王世贞亦一再指陈
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   映,有时见日……
     收入《古文观止》的这封文言短札清新隽永,水声山色,竞来相娱。从富阳到桐庐一百多里的水路,水秀山奇冠绝天下。文中提及,即使是热衷功名的人,望一眼如此美丽的峰峦也会欲心顿减,挣破名缠利锁,参透荣华富贵。而这段水路更是无数徽州朝奉返归桑梓的必经之地,“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恰可与前述的不惑之年“也须灭了火性”比照而“徽俗妇工妒”、“徽俗奇妒,妒至不可闻”,这些都反映出徽州妇女之强悍,实为当时人的共识。及至清代,有人曾戏仿《滕王阁序》为文以赠惧内者:
    新安故郡,临河旧里。星传陨石,地接沣溪。襟丛睦而带芝黄,控天罗而引天马。   雌强雄弱,威光射斗牛之墟。阴盛阳衰,夫主下床前之榻。闺中刑具,面杖青藜。拳头   打不硬之腰,指甲抓多毛之脸。元帅程公之畏法,手足摇铃。夫人郑氏之怒容,妖魔现   世。皮鞭休暇,巴掌逢迎,青红满面。流浓[脓]滴血,漂乞丐之刑容。肉碎皮伤,败魁   星之相貌。……时维九月,节届重阳。西风起而菊花飞,枫叶飘而螃蟹出。负秋光而莫   惜,置美味于空谈。俭口腹之何由,为贤荆而奉泰。暗呜叱咤,恶相难撄。暴戾恣睢,   置身无地。膝行匍匐,求娘子之开恩。稽颡叩头,恳夫人之息怒。倾脚水,顶灯台,丫   环笑其无用,伴亻当羞其倒蹋。纲常扫地,鸡鸣扎索之家。冠履混淆,地覆天翻之势。     狮声未吼,鼠胆先惊。魂灵如落叶齐飞,皮肉共葵花一色。献臀请打,响窘联墅之滨。   叫苦求饶,声达茆田之铺。低头落泪,抓耳揉腮。胡须扯而血泪流,栗暴丁而额头肿。……   更长漏永,觉乐事之无穷。兴尽悲来,虑明朝之有厄。图果[苟]安于一刻,冀清闲于片   时。戒方重而棒槌粗,屁股疼而颊腮痛。河东难越,谁悲惧内之人。亲戚交游,总是怕   内之容。……呜呼!时运不济,命途多舛。韶光易过,苦楚难抛。屈两膝于房中,非无   道理。横一躯于庭下,岂乏夫纲?所为本事平常,生来懦弱。老当益怕,宁知战慄之心。   穷且益坚,不坠奉承之志。涤尿盆而觉爽,剪鸡眼以犹欢。……仆七尺男子,一介书生。   无力降魔,借韦驮之宝杵。有心救世,洒大士之杨枝。传号令于内人,倒旌旗于帅府。   叹愚人之狼狈,受悍妇之钳锥。……(徽州文书抄本《(瑞廷)杂录》)
    《滕王阁序》为“初唐四杰”之一王勃所作,据文学史家的考证,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九月,作者远道前往交趾(今越南)探父,途经洪州(今江西南昌),参与官员阎都督之宴会,即席作《滕王阁序》。这是一篇千古传诵的优美骈文,作者以生花妙笔,将秋日景致状摹得神采灵动。“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这是描述滕王阁之所在。而仿序的前数句,也同样是状摹惧内者之地望。文中的“沣溪”、“丛睦”、“芝黄”、“天罗”、“天马”、“联墅”和“茆田铺”等,均为歙县地名或山名。透过地名的置换,作者巧妙地将主人公及相关的故事场景,置诸皖南的歙休盆地一带。“新安”为徽州之别名,临河则位于歙县西乡的丰乐河(亦即仿序中的“沣[丰]溪”)南岸,距离徽州著名的岩镇(今岩寺)大约三里许。对此,盛清乾隆时代侨寓扬州的歙县人方西畴,在其所撰的《新安竹枝词》中这样写道:“临河亭子郁崔嵬,拾级凭高亦快哉。满目云山排画稿,鹅溪绢好剪刀裁。”诗注曰:“程氏临河亭,遥对剪刀峰。”这表明,此处显系程姓的族居之地。而文中的惧内者,也正是一名程姓男子。关于临河一带的民风,十八世纪的一位贡生程襄龙(古雪),在他的《澂潭山房古文存稿》中揭露,“时俗闺中妇人笞女婢,毒苦不堪”,综合其他文献来看,当时徽州妇人之虐婢,的确是无所不用其极。由此想来,仿序中描述的惧内者所遭之痛楚,容或有所夸张,但从残忍虐婢的旁证来看,悍妇下得了如此重手,却也并不令人诧异。
    《滕王阁序》末原附王勃的滕王阁诗:“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幕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诗人登高临远,寄慨遥深。虽仅四韵,但全诗于富丽中见冷落,于平常中见代谢。歌舞既罢,帘栋萧条,欢笑地景物萧疏,回首处江水空流,令人顿兴盛衰无常之感。而仿作则曰:

            临河山下人如虎,敢向河东狮子舞。
            面颊朝飞万叠云,胸膛暮捣千捶雨。
            银台金盏影悠悠,夕打晨敲几度秋。
            手中指甲今何在,脸上长年血白流。
    《滕王阁序》末有“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而仿序则曰“仆七尺男子,一介书生”。同是“一介书生”,但“七尺”显较“三尺”为长,而“男子”比起“微命”似更孔武;同是感怀时事,慨叹身世,但王勃藉登高之会直举胸臆俯瞰前古,而饱受面杖青藜的临河程氏,则摆出一副躲在床底下嚷嚷“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的架势;……典雅和俚俗,正版与恶搞,两相一一对照,令人捧腹!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不过,也难怪直到晚清时期,黟县《桃源俗语劝世词》的作者——乡村学究程煦还在摇旗呐喊,为徽州男人鼓劲助威:“为夫的,宜正派。对着老婆要胆大,上床下地要威风,泼妇见吾也怕吓。”不过,空喊口号大概于事无补,能否乾纲独断,不仅取决于男人的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素质,其前提则是为人“要正派”,没有把柄落在“泼妇”手上才是。
    晚明以来,孽海茫茫,爱河漫漫,中国社会人欲横流,而男人惧内之佚事亦铺天盖地。谢肇淛曾慨叹:“世有勇足以驭三军而威不行于房闼,智足以周六合而术不运于红粉,俯首低眉,甘为之下,或含愤茹叹,莫可谁何,此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谢氏此言,是有感于当朝的文臣武将之夫道不纲——阳明先生王守仁“内谈性命,外树勋猷”,戚继光大将军“南平北讨,威震夷夏”,而与王世贞合称“两司马”的兵部侍郎、徽州歙西人汪道昆更是“锦心绣口,旗鼓中原”,……这些人在政界文坛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但在私生活中却
莫不雌伏于妒妇裙前,甘心以百炼之刚化为绕指之柔。对于惧内的成因,谢肇淛多所分析:
  惧内者有三:贫贱相守,艰难备尝,一见天日,不复相制,一也;
  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转爱成畏,积溺成迷,二也;
  齐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非己出,三也。
    这是从夫妻双方的关系立论,堪称“惧内学”(假如设立这么一门学问)中的“谢氏定律”。这位见多识广的福州人,分境遇、情感和经济三种因素,概括分析了惧内的成因——糟糠夫妻相濡以沫,共同打拼,一旦变泰翻身,苦尽甘来,念及先前的功劳苦劳,惧内便成必然;深宵款洽,快谐鱼水之欢,伉俪如胶似漆,其间滋味深长,转爱成畏,自不必细述;婚姻并非门当户对,妻家带来可观的妆奁,以致丈夫与之势位悬殊,难以建立平等的关系。接着,他又以贤不肖等,进一步深入分析:
    愚不肖之畏妇,怵于威也;贤智之畏妇,溺于爱也;贫贱之畏妇,仰余沫以自给也;   富贵之畏妇,惮勃谿而苟安也;丑妇之见畏,操家秉也;少妇之见畏,惑床笫也;有子   而畏,势之所挟也;无子而畏,威之所劫也。
    平常人怕老婆,是惧其威权;智者贤人怕老婆,是陷溺于爱恋;贫贱之人怕老婆,是因为需要仰赖妻子过活;富贵之人苟且偷安怕老婆,只因锦衣玉食,唯恐家里吵吵嚷嚷,“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这是从男人的角度着眼。而从女性的情况来看:长相丑陋的妇人,男人惧内,是因为她们为丈夫操持家计,有道是“丑妻瘠田家中宝”;少艾之妻,男人惧之,只因床头戴罪立功,唯恐心有余而力不足;生了儿子,妇人十月怀胎三年哺乳,功高震主,老娘当然是天不怕地不怕;而未能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先祖列宗亦当痛哭于九泉,男人自是底气不足……
    不清楚上述那封信中的妇人究竟是贤抑或不肖,亦不知其人究系丑妇还是少妻。但从妇人喋喋不休让丈夫“闲将往事思量过”的细节来看,似乎是贫贱相守的夫妻。且以一般常理推之,不少徽人外出经商,多以小本起家,而妇人的首饰妆奁往往是他们最初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可能是此一两地书产生的地域背景。
    上述的这封信中,虽然出现过驼背叔公、癞痢叔公、细心叔公和偏嘴姨夫,出现过喜儿、细儿、三害、荷花、有庆,出现过庞伯、黑娘、玉招姑娘、麻瘩姑娘、富贵先生,道姓题名的登场者多达十数位,但从其被列入徽州民间日用类书来看,实际上仍是一种尺牍活套,它以游戏笔墨的方式呈现,非常生动地反映了皖南地区的夫妻关系以及妇女的社会生活。其中谈及的徽人日常生活之应酬开销、徽州妇女持家之不易等等,嬉笑怒骂,无态不作,与其它的徽商信函原件所反映出的事实颇相类似,应是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提炼出的一种信札范式。
    从敦煌到徽州,书仪一脉不绝如缕,反映了上层礼仪的庶民化过程。较之带着中古簪缨世族气息的敦煌书仪,细笺八行的徽州尺牍活套更显世俗化。在这里,我们听得到晨鸡初叫昏鸦争噪,见得到老瓦旧盆田家翁媪,看得到红日西晡牧童归去,……种种世俗情态跃然纸上,无不洋溢着浓厚的日常生活气息。而这种暮涤晨炊歌哭悲欢的浮生急景,尽管时光流转,在现实生活高楼林立的背景下,依然隐耀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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