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口岭驿道蜿蜒到山脊，就被一条简易的公路截断了。比驿道截断得更早的，是岭头一块清代乾隆年间的筑路碑。泛白的斑点，风化的表面，让曾经的善举也模糊不清了。先前，走月岭过小横坑，我特意看了几近荒芜的漱泉亭，亭额的题刻也是乾隆年间的，说明上山的驿道早年与月岭是对接的。斜坡，碎石，山土，沟壑，以及茅草，共同生成了公路的雏形。尽管，公路的泥石都不新鲜了，但依然看去像在山体上留下的伤痕。一堆堆的腐殖土，明显是山上雨水冲刷的遗迹。杨桃藤（猕猴桃藤）与免枧（檵木）、罗都树（胡颓子）纠缠在路边，山胡椒（竹叶椒）、叶下红（朱砂根）长得低调，而结出的籽却色彩艳丽，十分抢眼。越往山坞里走，涧水的声音就越清晰了，我们与山涧中的一条白练擦肩而过。若不是一声接一声急切的狗吠，没有人会意识到前面就是汪平坦村的水口。
石径、拱桥、土地庙，甚至与山溪融通的鱼塘，仿佛是微缩版的，所用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的青石片。而村庄呢，只有十三四户人家的样子，挤挨挨地落在山坞的土坦上，民居的表情与山下村庄没有什么两样，砖木结构，飞檐鳞瓦，栉比一起，只是有的墙体有了裂缝，有的墙脚长满了苔藓。鸡舍、猪食槽，还有石磨散在路边。一家一户的门，扣的扣，锁的锁，有的门锁都生锈了。凋敝与落寞，似乎在村中沉积在一起，形成一种不明的气流，随时随地可以冷酷地将我推开。即便，我在暮冬的一个下午已经站在汪平坦村了，还是觉得与村庄离得那样的遥远。狗，还在昂着头吠，似乎在不依不饶地阻止我们的进入。只是，吠的声音有了细微的变化，没有开始那么凶猛了。我往山村走得多，根本不会把吠得凶的狗当回事。俗话一句，吠人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吠。
好不容易在村中遇到一位刚从菜地里回家的汪姓老人，他拘谨而谦逊，却对村庄的历史也不甚了了。当时，我首先感到村庄的失忆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一个十三四户人家的村庄，大部分都外迁了，只剩下二家人在村里居住，而且村里人还弄不清楚村庄的来龙去脉。照此下去，像汪平坦这样的村庄，消亡是迟早的事。从这个问题去想，我觉得岭头那块风化的筑路碑之于汪平坦村是何等的重要，哪怕能够读出片言碎语，抑或一个信息也是好的。然而，如今又有多少人能够沉下心来，去考究村庄的一块风化的碑记与亭额的题刻呢？！
冬天的山风，仿佛是从山坞里冷冷地灌出的，我还是听到了远处的林涛。实际上，四周的山峦把汪平坦村裹得很紧的。完全可以想象，当年村庄连简易公路都没有通的时候，村庄封闭的状态。许是简易公路通到了村庄水口的缘故，山与山交叠的豁口比原来敞开了，高耸的樟树、枫香显得特别的孤单。而山坞里的田地呢，匍匐着一层干黄的杂草。如果没有那只吠个不停的狗，村庄恍若一片死寂。看家的狗，还有在外地打工的子女，无疑是村中老人心中的慰藉。从大河长滩走小横坑，甚至汪平坦村周边的南坑、引浆山、月岭脚都徒步去寻访过，村民对汪平坦村的历史更是一无所知。后来，我还与肇其兄到了沱川，找到早年曾经在汪平坦村教过小学的老郭，他也讲不出所以然。据说，汪平坦是在清代初期的时候，由休宁县梓槎的汪姓迁入的。想必，汪平坦村村名的由来，就是姓汪的人家迁到山坞的一块平坦上吧。相对于婺源其他唐宋元明时期建村的村庄，汪平坦村算是年轻的了。不曾想，汪平坦的先人想方设法找到的安身立命家园，让后人成了远离肩挑背驮与方便子女上学而搬迁的前提。
类似汪平坦这样的村庄，在婺源还有很多。比如，在石城徒步去长溪线上的曹家，大鄣山的九阄里，浙源的郑公山，江湾的何田坑等等。正是这样的村庄，让我的心与脚步急切而犹豫，一是生怕去晚了就看不到了，主要是走一次心中要疼痛许久。更为心痛的还有：在一些村庄，我看到了祠堂廊桥路亭的颓废与坍塌。这，颓废与坍塌的只是村庄的公共建筑吗？又是否意味着村庄数百年建立的秩序已经散失呢？
以至于，让我在乡村行走的脚步越来越沉重。
时间，没有止境。我们生活在时间之间，养育我们的乡村亦是。我多想将乡村在时间上定格，一如祈愿父母不要老去。但愿，我看到的汪平坦，只是一个即将消失山村的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