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徽州区域社会，由于是紫阳朱子故里，民众多重礼俗，民风纯朴，不少传统知识分子都认为徽州社会特点一直是“自唐宋以来，卓行炳文固不乏人，然未有以理学鸣于世者，至朱子得河洛之心传，以居敬穷理启迪乡人，由是学士争自濯磨，以冀闻道风之所渐，田野小民亦皆知耻畏义。”但到了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当地烟赌等社会问题加剧，传统社会醇朴而敦厚的民风习俗已荡然无存，还引发了相当严重的社会矛盾：“开场赌博……家私赌尽，丧魄消魂，老幼失养，鬻男卖女，丧尽廉耻，放辟邪侈，百盘装套，为恃横行，鲸吞血本，向索无音。”由赌博等带来的徽州社会问题是如何产生，它对区域社会影响如何？对于其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基层社会又是如何应对呢？基层组织和国家政权，围绕着类似赌博等社会问题，又会产生怎样的冲突呢？本文拟根据档案、官箴书和方志等资料，对晚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的赌博问题进行考察，以便管窥徽州基层社会的真实状况。
一、晚清民国徽州区域社会赌博问题的凸现
中国传统社会晚期以至民国时期，社会问题丛生，其中尤以烟赌等问题危害最大、流毒最广。赌博在徽州，很早就已经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徽州民俗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明清以来，赌博一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它同徽州民俗活动相伴随，一旦迎神赛会，必要演戏，而演戏聚赌就成了地方士夫所痛恨的恶俗，明代学者傅岩《歙纪》指出：“尔来国敝民贫，奢俗不改。徽俗演戏，恶少科敛聚观，茹盗赌斗，坐此日甚”，“每逢节令神诞，置立龙灯、龙舟等会，科敛民财，迎神赛会，搬演夜戏，男女混杂，赌盗奸斗，多由此起。”而某些村落由于四姓杂处、人口繁多，致使各种社会问题丛生，其中也必然包括赌博，民国《婺源县志》收录几个人物事迹：“夏之政，……村中四姓杂处，多以烟赌失业为害地方，政为立约严禁，力扫敝俗，人各自食其力，村局为之一振。”“汪功棣，……里人嗜赌，邀父老申禁，至今未有破坏者。”现今在婺源县龙山乡豸下村村委会尚存有嘉庆年间的“禁赌碑”：
奉县主给示，永禁赌博，勒石于左：特授婺源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记功二次丁为“公吁示禁，以靖地方事”，据北乡豸下约保潘企贤具禀前事，词称“身等世居北乡二十三都豸下村，人烟二百余灶，前经身等祖人请示禁赌在案，迄今百有余年，各安生业，村内从无门场聚赌之家，亦未有外来诱赌之人。迩年人烟稠密，愚顽颇多，诚恐一时迷惑堕陷阱中，致起祸端。兹身等邀集合村荟耆会议，除逐户查拿送究外，为此公吁宪大老爷先赏示禁，俾愚顽得知法纪，各安正业，合村均戴”等情到县，据此合行示禁，为此仰该处绅士、约保、居民人等知悉，嗣后该村以及凉亭、社庙，毋许窝留聚赌、闻牌、掷骰、压宝、揸摊等项，如有不法之徒仍蹈前辙，许按名禀县，以凭爰拿，尽法究治，该约保等，毋得阳奉阴违、通同狗隐，一经访拿，并究不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窝主赌犯各罚夜戏一台，恃强不遵者，呈官究治；犯赌之人实系贫难，遵罚无措，祠内惩以家法；被人获首之赌犯，藉口诬狡，希图卸罪，惩之勿论；当场获有赌具投首者，给赏银二两，赌窝同出。嘉庆十有九年三月初八日示
类似的禁赌碑在徽州地区非常普遍，这说明在清代以来的徽州社会，赌博是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以至于需要每个村落或宗族制定相应的乡约族规来加以约束。清代道光年间，婺源县教谕夏炘到乡村进行讲约时，发现赌博问题在各乡村极其普遍：“赌博恶习，各处皆有，婺邑亦然。金[余]前年至沱川讲约，始知沱川内外五村，百年来无一赌博者，不胜叹服，细询其故，皆云祖宗禁制甚严，凡年纪老大一辈人，皆不为此故，其余莫敢轻犯，可见天下风俗之坏，皆由父兄之教不先，故子弟之率不谨耳。凡属各乡，皆当以沱川为法。”沱川村之所以能够控制住赌博问题同本村绅士严厉禁赌不无关系，在《婺源县志》中屡屡提及：“余席珍……居乡禁赌博、养杉苗、立茶亭、修桥路、息争讼、济人之事，靡不勉力为之。”“余士俊……急公恐后。于本村创立文会，培植林木，禁赌养生，排解难纷。”“余德基……家稍裕，即为村栽树植竹以开财源，禁赌养生以培元气。豪强犯禁，诣县请示，不避劳怨。”“余增孝……祖规禁赌博，孝总司其事，不辞劳怨，顽梗多折服焉。”除沱川外，婺源其他村落诸多绅士也积极开展禁赌教化活动，如“詹际昌，西岸人，性醇厚，遇风化事，劳怨不辞，如禁赌以厚风俗，禁渔樵以重养生，先后禀官请示勒石，一村实永赖之。”“叶敏功，阳村人……居家禁烟赌、办团练、释争纷、倡义仓、修家乘，善行难以枚举。”
为什么光是依靠来自官方的禁令，对于赌博等社会问题屡禁不止、而需要依靠士绅的力量才能够实现严厉禁赌呢？这就涉及到清代以来基层社会控制的问题。清代基层社会秩序和管理基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基层社会的行政设置，不外是乡里制度和城镇基层制度的设置，这体现的是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来自民间的自发管理。清代部分推行保甲制度，在保甲制度推行的同时，里甲制继续执行征收赋税的职能；除了保甲、里甲之外，尚有乡约等组织的存在。这样一来，在基层组织的设置上，既有体现政府意志的县府一级的机构，又有乡里保约一类的机构，呈现出一种叠屋构架的混乱局面，各种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往往权限不清，发挥不了好作用，这一点在婺源概莫例外。清代康熙朝婺源乡村文书《畏斋日记》里面所述的县府和约保对民间纠纷解决的低效，说明了明清以来基层组织设置的混乱和无能，于是，县府和约保等组织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自然让位给第二方面的组织，那就是民间的自发管理。在清代，官府对各种民间组织采取各种支持的对策，使得它们可以独断地方争讼、可以施用刑法、极具独立性和自治性，而此种权力的获得，在于乡绅对于权力的独立诉求，从而获得了区别于官方政权之外的威权，也就是地方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力。而乡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操纵宗族、保甲组织，二是通过举办社会公益事业控制地方，三是掌握地方教化。
从清代中后期婺源沱川村禁赌的实践来看，传统中国社会控制和处理社会问题的确实主要是依靠的是乡绅的力量，即民间管理的主导者，是乡绅势力。这同传统社会的基层组织不无关系,一般认为，在20世纪之前正式的官僚体制并没有延伸到州县以下，乡村的地方行政也只能依靠非正式的乡绅力量，据于建嵘《乡村自治：皇权、族权和绅全的联结——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诠释》一文指出：“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拉额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因此由各种人等构成的乡绅集团很自然的承担起社会教化的职责，会不辞劳怨的在乡村力倡禁赌。
到了晚清的光绪、宣统年间，演戏聚赌等社会问题在徽州社会已经日趋严重，这同当时全国大背景以及基层社会控制和管理出于混乱无序状态密切相关。清末宣统年间的徽州知府刘汝骥在其官箴书《陶甓公牍》一书中即曾指出，徽州休宁县民间“因会演戏，因戏聚赌，贪人大嚼，好人遭殃，此种恶俗言之是堪痛恨”，这种根深蒂固的恶俗在徽州地区相当普遍，在歙县当地菩萨开光时“村人好胜，欲藉梨园法曲，歌舞升平，演戏场中，往往赌博滋事”，为此地方乡绅和当地有识之士总会请求官府出示严禁、颁发告示，假借官府的权威希冀达到禁止赌博的目的，比如“齐思贤……又请示禁赌，赔钱息讼。”除了假借官府权威外，民间还自发的编写一些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劝世歌曲对赌博问题的危害加以宣传：“劝世人，莫好赌，好赌之人吃苦。哪怕平日忠厚侬，赌起博来恶如虎，先剥衣，后脱裤，管唔输得叫老妪。贼盗都由赌博生，犯法违条熬屁股。”
与上述豸峰村请县府给予“奉宪永禁”碑如出一辙，不管是请示官府发文禁赌、还是以通俗易懂的劝世歌曲的说教方式，其实际效果可能都很不好，徽州赌博之风历久不息、愈演愈炽，所以徽州知府刘汝骥在给绩溪县令的批文中深为感喟：“游手嗜赌，有若慕膻，非一纸文诰所能禁也。”在婺源，“若三月三、四月八、五月端午、九月重阳之醵钱演戏，既属妄费，且有藉此以开场聚赌者，实为风俗之忧。”“鸦片流毒遍四海。婺人嗜之者亦多。自士夫以及负贩细民，靡然成癖。虽穷僻山居，无他市肆而烟寮随在皆有。且赌风亦盛。每有借酬神演戏为名，大开赌局，坐是无业游民，流为匪夷。诚能禁烟赌以清起源，开工艺院以塞其流，地方自治之基庶有望矣。”参与赌博的人员来源呈多样化、各个阶层都卷入了聚赌恶习，民国《婺源县志》甚至记载了一个事件：“光绪间，乐船丛泊西关，船丁当街聚赌，无所顾忌，甚且沿河阻茶箱杂货，邑侯几莫能治，杰（俞之杰）愤然与方君允中等同诣金陵制军署，禀请炮船弹压，至今安靖。”
晚清以来的赌博问题，除了暴露基层政府组织败坏，还大大改变了徽州原有人文气氛。大体而言，在清代中后期的嘉庆、道光年间，婺源民风尚属淳朴，赌博等社会问题虽有一定广泛性，但由于基层社会仍然正常有序运转，所以还没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人文氛围仍维持古道朴风，晚清社会风气为之大变，《陶甓公牍》指出：“婺当嘉庆、道光之间，人文极盛，故诗酒之宴，往来无虚日，琴书千里，鸡黍一樽，题名碧落之间，寄兴青泥之上，其见于文集者，犹令人向往，深之其民间亦复饮蜡，祈年吹豳，上寿春酒年羹，熙熙然有承平象焉。今四民皆困穷孜孜谋利之不暇。其劣者又惟嗜赌嗜烟，终日群居，更无复雅人深致，亲朋庆贺不过循例招邀而已，不足语游宴也。”这可能是赌风日炽之后社会人文环境的真实写照。
除了对醇厚朴实的徽州民俗造成恶劣移易外，赌博还引起了严重社会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导致家破甚至人亡的结局，如《婺源县志》记载“江灵裕……重义好施……遇友程某被人诱赌，输数千金欲自经，裕凭亲朋力助摊偿，其生平好义，于此略见一斑。”就参与赌博的个人而言，或许仅仅是否家破人亡的事情，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赌博却无疑一直是当地官员头痛的头等大事，徽州知府刘汝骥《陶甓公牍》指示相关县：“赌博为地方巨害，盗窃人命，胥由此生，经本府一再饬禁，凫溪口、黄畲口两处，虽系祁、休接壤之区，并非瓯脱，何以赌棍开设摊宝，毫无忌惮，实属玩法已极！各营县毫无所闻，更难保无差兵捕保包庇纵容隐情事。本府前在屯溪河街一带亲自捉赌局数处，其明证也。仰休宁县立即会同祁门县约期驰诣该村，密拿著名赌棍，尽法惩办，并会衔出示，严申禁令，以杜后患，均毋率延，切切。”与屯溪相类似，在徽州绩溪县，每逢“剧场会期，赌棚林立，棚或数十人，或数百人，宝摊骰牌，色色俱全，秋成后无论大村小村，不啻以***为其俱乐部，通宵达旦，习为常然。开赌之先，又必于佐贰衙门说费，费纳则略无顾忌，成年子弟因此倾家破产者有之。”赌博造成的直接危害不言而喻，据知府刘汝骥指出，在民风健讼的徽州区域社会，由赌博而引起的诉讼纠纷相当多：“奸诱开赌列后：为诱赌勒据比鸣追缴事；为花赌迷场引人败产终恐杀害事；为诱赌开场敲骨吸髓不法不公事；为奸谋匿赌飘荡家赀违禁取例事；为逆子不孝荡覆魔涯恋赌捆券鸣公首办事；为混棍开场暗谋明赌输据赢空没昧天理事；为群棍串同密导陷害嚼首餐肌杀人不刃事。”
总之，晚清以来徽州社会赌博问题引发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笔者以婺源县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詹礼恭演戏聚赌卷》为例，对此社会流毒问题及其对基层社会影响进行个案述评。
二、个案分析：詹礼恭演戏聚赌案始末评述
晚清民国时期婺源演戏聚赌等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且与更多地方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的交结在一起，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地方秩序，对此当地报纸屡有报道，比如婺源《联合日报》1946年有一条简讯，标题：“仁庆地方附近村落酬神演傀儡戏——借酬神演戏之名，行聚赌抽头之实”，正文如下：“仁庆乡讯：仁庆乡第六七八保斗太、东溪一带村落，近日假借敬神之名，献演所谓傀儡班，□□聚赌抽头，□□□日数十万计，该乡乡公所竟置若罔闻，漠不关心。”由此可见，民国期间婺源县内演戏聚赌等问题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熟视无睹的问题了。更有甚者，基层组织的行政人员甚至卷入了此种社会问题，由此导致了相当严重的民众和基层组织行政人员的冲突、基层组织和国家政权的冲突等社会矛盾。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在婺源县庆源乡发生了乡长詹礼恭因演戏聚赌而引发的案件，该案卷的卷宗目前均完好地保存在江西省婺源县档案馆，2004年7月份笔者到婺源县开展田野调查时得以详尽阅读本案卷，并于此后不久通过参阅其他档案史料基本厘清该案件始末。关于此案缘起，大体可以从办案人员余玉泉在给县长的报告中得到解答：
“案奉钧长本月十五日手谕饬，‘即查明庆源乡演戏集赌实际情形报拿’等因，查系因乡长詹礼恭亏空公款，乃邀集所属新编第十保保长曹兆福、副保长查鑫吾等，为之演戏抽头，以冀弥补。当时保长云以演戏事，仍应商之士绅曹铸渊方可，乃由乡长躬亲面洽并曾具过书面，略以‘贵保演戏，地方治安及县府一切，乡长负完全责任（此信现在曹铸渊处，拟请钧长派员饬其交出，或令到府陈述信之内容，是否如上述，俾资证实）’，一面复由乡长与戏班定约（此项条约原件现在江苏农民银行婺源办事处主任曹问和处，原约用同庚会名义，由乡长亲笔书成，拟请派员取来佐证）于是开演先三天（俗谓三本戏），为地方收入弥补接戏箱等支用，后三天为乡长收入（当时乡长派视信警十名，叶观即监场），计第一天获一万九千余下元，第二天仅数千元，平均除去支用外，剩余极微，警士乃告乡长‘地方人士舞弊，得不到利益’，勒令停演，第九保东山地方人士乃继之，乡长以戏之来出自本人，无法禁止，五天后，以亏本过大，自行停演，第十保杵头复继之三日，均用戏本停，从此转往庐坑（虹关乡境内），现又迁移裔官乡境内腾坑。谨将经过情形报请鉴核。谨呈县长梅。余玉泉谨签。”
对此，县长梅绶荪的批示如下：“交王科长调齐人证讯明，签候核夺。四，廿六。绶。”
涉案乡长詹礼恭所在的庆源乡（今改段莘乡），在婺源县东北部，处于通往休宁的交通要道上，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加上此地山多田少，因此明清以来多数人外出经商，这种情况直到民国时期仍未改变，由于徽商经常从经商地带回异地风俗及其生活习惯，因此该乡和上述仁庆乡（今名溪头乡）等东北各乡，在婺源县内总是引领诸种风气之先。早在鸦片战争期间，该地茶商就通过广州等地带回了非常不良的社会习气，道光年间婺源教谕、安徽著名学者夏炘在《景紫堂文集》中指出：“近时业茶者，多远至广东与洋人贸易，奢华靡丽，全失先贤浑朴乡俗。”“鸦片流毒，海滨为甚，婺邑居万山之中，染此者亦复不少，推原其故，皆由业茶所致，然就余所见，有商贾终年在广而不吸食者，有偶为茶客雇工，一至粤城，便染恶习者，可见鸦片虽能害人，实人自为所害。”可见赌博等社会问题在婺源东北乡一带由来已久。根据上述办案报告，可知此案中卷涉演戏聚赌的并非仅止乡长詹礼恭一人，除第十保保长曹兆福和查鑫吾等人也希望假借演戏之名、行聚赌抽头之实外，在此档案资料中，我们还发现了第九保保长、东山村江显曾给詹礼恭的信件中强烈要求把戏延演数日：
礼恭乡长钧鉴：谨陈者：敝村以财力缺乏，农民困苦，而前奉令劝募公益储金及地方临时公款，均感无法筹集，故敝村人士欲假演戏名义，票筹少数弥补得资减轻农民负担，不意落关时期，适逢钧座因公赴城，是以未经请命，但原拟在钧座公毕归来，再行请命开演，无如戏友多人，日支繁重，遂不得不从权先事开演以维支持，兹者奉令封箱，自应敬遵钧命，奈势成骑虎，欲罢不能，故托家叔铭彭前来，乞钧长姑念乡情，顾全保民困苦，格外从情，实不胜感激待命之至。为此敬请勋安。知弟 江显曾 上。 即日
此信原件可以证实余玉泉调查报告陈述不假。除了江显曾之外，汪苏等人亦希望继续演戏，他在给詹礼恭的信中写道：
礼恭乡长吾兄大鉴：今庚为弟知命之辰，阖族送戏庆贺，但却之不恭，只得接受，请吾兄前来观剧，弟当扫榻以待也。专肃敬颂。弟汪苏 四、九。
此信所用信纸乃是“驻屯江苏省农民银行信笺”，信封所用乃“驻屯江苏省农民银行缄”，上面写明：“专呈 詹乡长 钧启。”此人当即余玉泉报告中提及的曹同和之密友，也是詹礼恭的密友，这伙人可能经常在县城专事聚赌渔利，下文将要叙述的民众申诉中可以得到证实。
在接到余玉泉的汇报之后，梅绶荪县长向曹同和发出县府公函，令其提供詹礼恭与戏班签订的戏关合同：
据报，庆源乡第十保坞头地方演戏集赌，乡长与戏班订约，上头契约，现仍存江苏农民银行婺源办事处主任曹同和处，原约用同庚会名义，由乡长亲笔书成等情；据此，查该乡长詹礼恭与戏班所订契约，亟应调阅，以利本案进行，相应函请贵主任，文至即希将詹乡长与戏班所订原约送府，以凭核办为荷。
此致 江苏农民银行婺源办事处主任曹
县长梅○○
大概在接到县府的公函之后，曹同和立即遵照县府要求、配合此案的调查，提供了詹礼恭与戏班签订的合同原件。此种合同在徽州俗称“戏关”，极具资料价值，兹录如下：
今向
成立舞台名下，议定戏日夜开演，计十天。如有特殊变故，准演五天，每天计法币九千元，不得意外增加。如遇天雨，每天津贴伙食三千元，戏价不算内；各油、火、柴概由地方担负。倘有加戏，仍照原例依行。其箱包接不送，恐口无凭，立此戏关为证。
民国三十四年三月廿一日
同庚会
戏价已付一万五千元
透过上述诸多冠冕堂皇的词表，不难看出詹礼恭演戏纯粹是以消除地方民艰为幌子、为自己敛赀生财，加以詹礼恭平时就不得人心，所以这种行径自然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于是当地士绅代表民众利益，将詹礼恭告到县府。庆源乡下属的几个保，推举数位敢言的乡民代表，联名上书，禀请县府对詹礼恭演戏聚赌一案进行调查。其呈词共有两份，其中四月十八日的呈词中说：“……时局多艰，官民交困，本县西南粮食丰裕，又告匪警（笔者注：“匪”为诬蔑共产党军队之词，下同）；东北稍告太平，又闹米患。值此国难当前，人民咬紧牙关，忍痛吃苦，以企最后之胜利，查庆源乡乡长詹礼恭，受任以来，吸髓敲肤，莫此为甚，……”在阐述控诉乡长的理由之后，原告罗列了庆源乡乡长詹礼恭的九大罪状，归纳起来大略如下：（1）当西南受匪之际，该乡长联络地痞，公开大做赌戏，抽头集赌，贻害地方；（2）此次智识青年从军，县府派本乡认五万元，已在殷富头上筹募六万，此六万元，系詹厉吾、詹福熙、詹佛石、余毓民、曹铸渊、江丽生等，分行募足，均交乡公所收转，本乡保令每保责令又派五千，合计十万元，而詹礼恭令正在城赌负十余万，无法弥补，而在青年军头上想法从中中饱，使前方将士之痛心，后方百姓暗遭无形之担负；（3）每次县配赋之兵，不经保长开会，一保五名、十名，任其谎说，地方无兵可交，明说三万元一名，由乡长代倩，如此目无法纪，舞弊役政。（此次乡长詹礼恭代六保倩兵三名，计九万元；八保、九保各一名，计六万二千元，其他保尚未查明）；（4）乡公所在地之二、三两保之壮丁，如县府急令要兵，乡长又是庆源村人，他则将所在地之残废老幼百姓拿来作底，以敷各保之面，其钞票又入私囊，而保之壮丁多遭其害，拿生替死，李戴张冠；（5）每次各保送乡公所之壮丁，除送兵费外，着各保保长每名壮丁，筹伙食一千元，交给乡公所，而壮丁在乡公所拘留所重，仍须自认伙食；（6）乡公所每次派费，又不经财产委员会核算，浮收浮派，莫可言宣；（7）乡长每次下乡，随员不下十余名，吃得好，办事猫猫虎虎；吃得坏，绑保甲、吊人民，视民众如牛马；（8）本乡第八保所属之埕头村俞立田之妻面颜不恶，而乡长詹礼恭强妇为欢，如不遵从，即拿其夫当兵，如同匪兵，无法无天。地方乡绅稍说公平，而乡长詹礼恭则百般祸害，地方人士噤若寒蝉；（9）此次县府派本乡向中云运赴段莘之谷，每担收运力八百元，其余之谷仍令民夫搬运。总而言之，“该乡长詹礼恭横行不法，不啻为丛驱爵，为汤武殴民，势必迫民为匪而后已，不但有玷钧长声誉，且贻害地方于无穷。”因此民众强烈控诉：“请钧长俯恤民艰，将该乡长詹礼恭查实依法办理，防患未然，此缴乡之幸亦国家之幸也。民等不胜盼祷，待命之至。”联名具呈的人包括六保余子平、七保吴明亮、八保汪源、九保江一波、十保曹林中等多人。而当时庆源乡下辖十保七十九甲，其中就有半数保甲的保众联名具告，可见他在各保均不得人心。
另一份由民众代表王言之所具呈的诉状，内容与上述大同小异，对于詹礼恭种种不轨行为也提出强烈抗议：
授孙县长勋鉴：敝禀者查庆源乡乡长詹礼恭接事以来，苛捐叠起，竹杠横敲，卖壮丁、吞公款、奸淫横暴、层出不穷，自此以往，民无生日，请钧长俯念民艰，派员查实，依法办理。查此次本乡配赋之兵，计四十八名，乡长出卖了四分之一以上，三万一二千元一名者有之，三万五六千元一名者有之，如此，有钱可不当兵，无钱谁甘效命，各保所倩之兵，非经乡长代手，不成效力。果保长自动倩兵，乡长故意留难，不及格啦、手续费啦，竹杠老手，舞弊役政，实堪痛心。查去岁入款项，钧府已明令退还地方，而詹礼恭拜而受之，且查此次之国民兵训练，本乡到训者仅第五保一人，敝乡计七十九甲，每甲派主附食物费二千二百五十元，共计有十七万余元之钜，各保均有乡公所派单，可派员至敝乡之六七八九十保，提取作证。该乡长趁此机会，扫割民财，肆行不法，载道怨声，民赌情形，实事非法。”因此，各保民众“不得不飞禀钧长鉴核，请救民之水火、倒解悬危。
至此，我们不禁要追问到底詹礼恭是怎么得罪了这么多乡民，而仅仅因为演戏聚赌这种在徽州地区屡见不鲜的平常事情，就被告上县政府？这就牵涉到民国乡村基层组织问题。关于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地方最基层组织的运作，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对1900－1940年华北农村进行考察之后指出：“为了保护社区利益，乡村领导与国家政权极其代理人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讨价还价，但即使是在受到财政和行政双重压力之时，他们与正统秩序仍保持一致，这是因为他们在文化网络中，作为地方社会领袖的法统与国家政权是分不开的。而20世纪的国家政权现代化运动迫使乡村领袖与传统文化网络逐渐脱离关系而越来越依赖于正规的行政机构。但是，国家政权的深入所产生的正式和非正式压力是如此繁重，除个别人为捞取油水而追逐职权外，大部分乡村精英都竭力逃避担任乡村公职。”这段论述非常适用于民国时期婺源乃至徽州地区的乡村基层状况。
詹礼恭身负乡村公职，他一方面需要接受来自民国政府逐步深入的国家政权的压力，另一方面却希望通过自身在乡村社会的优势为自己聚敛资财，于是他同上、同下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冲突。而尤其令人注意的是，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却使得这种冲突更加剧了，因为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最后最紧张的攻坚阶段、同时国共双方已经开始展开激烈交锋，战争和动乱依然是社会的主流，国家政权希望加强控制；而下层民众希望获得一个和平的生活生产环境，在连接这二者之间的乡村领袖，左右为难。早在1935年，婺源县就有一些地方基层的行政人员弃职不任，归结其原因则多认为是“时局不靖”，有一份档案资料记载来自墨商家庭的詹雨生在请求婺源县政府减免摊派的呈词，称：“窃雨生前充婺源县第九区虹关乡第二十保保长之职，勉力从公，经逾一载，嗣因环境所迫，去夏辞职，往粤谋生。”而说到底，乡村精英之所以逃离村中公职，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他得自该公职的精神和物质报酬越来越少，而这一公职所带来的麻烦却越来越多，主要表现在分派和征收摊款上。由于临时摊派并无定时，村民手中常常没有钱，需要由富裕的乡村领袖先行垫付，当村民秋收之后归还，而向贫困的村民收回垫付之款并非易事，这种情况恰恰就是上述与庆源乡毗邻的虹关乡保长詹雨生逃离家乡而远趁广州经营墨业的主要原因。历史学者李怀印在河北省获鹿县的调查情况也证明了此点：“在多事之秋，尤其是到20年代期间战时频仍的情况下，作乡地（大约相当于保甲长）必须不时应付各种兵差，因而害大于利，不少村民视乡地一职为畏途，想尽法子加以规避。”类似詹雨生的现象在婺源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的徽州并不少见，揆情度理，詹礼恭之所以“鱼肉乡民”，多少也是形势所迫，诚如乡民代表的呈词中所开列的一系列征兵征款，其实正好反映出当时要当好一个乡村公职人员，也是不容易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乡绅作为基层组织的代言人，在纳税方面、在各种摊派面前，都有着种种好处，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特权，逃避纳税、包揽征税以中饱私囊。不过，即便有此特权，如果不处理协调好各种人事关系，则其渔利往往容易遭到乡民的仇视。在传统社会里，正如著名学者林耀华在《金翼》一书中指出，“一个人为了要在这个世界生存，必须与不同圈子中的人们发生多种联系，不仅仅是自己的亲戚和事业上的朋友，还得去发掘和开拓与官员们的联系，还有军官，甚至土匪。”詹礼恭没有认真的处理好这多种人际关系，因此往下我们将会看到，由于当地乡民代表这两纸诉状，他的下台必然无疑。
在接到民众代表的呈词之后，婺源县长梅绶荪迅速派员调查，除搜集了上述余玉泉所开列的两份证明詹礼恭确有演戏聚赌的书面证据外，还将涉案的曹兆福等人拘提到案，并进行了审讯，在此卷宗中保留了一份对庆源乡坞头村第十保保长曹兆福的“侦讯笔录”：
问：姓名 年龄 籍贯 职业 住址
答：曹兆福 五二 婺源 保长 坞头
问：你做保长几年？
答：已有十几年。
问：这次坞头做戏，详细情形如何？你晓得吗？
答：约在国内[历]三月十日的时候，乡长到我保内，向我商量说，因为我当乡长，亏空了一点公款，要在我的保内演戏聚赌，以资弥补，我为治安问题及责任所在，不予允许，嗣由其极力要求，乡长负责治安及一切，并由乡长负责，亲自与戏班订约，不归保长负责，做了此戏几日，即转到东山去，呈乡长戏约可证。
问：在坞头做戏的时候，乡长出演吗？
答：已登台出演“渡木关”并把棹子播到台下，大家都看见。
问：他的戏约上，何以要写同庚会名义呢？
答：因为乡长自己不肯出名字签订，要地方上订，地方上以不是自己做戏，也不肯出名字，故乡长就写了同庚会的名义。
问：这戏约确是乡长亲写的吗？
答：（档案原件此处缺损）
问：（档案原件此处缺损）
答：因为原来坞头做戏几天，亏了资本，继续乡长又叫班到东山做，坞头人民觉得东山共同是庆源辖地，都做得，所以又请乡长到坞头做了两本。【曹兆福 指印（右中指）】
既然曹兆福对于涉嫌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此事亦甚明了。总括起来说，其案由是乡长假借同庚会的名义，演戏聚赌为自己敛财。据此充分事实证据，王科长在侦讯完曹兆福的点单上拟订了如下请示：“讯得庆源乡乡长詹礼恭亲笔缮写戏关，并有藉此渔利行为，值兹地方不靖，该乡长不知冰渊戒慎，尤藉演戏聚赌，拟请予予撤职处分，俾资惩警，仍通令饬遵。”此种处理意见得到了县长的完全同意，在此请示旁批示如下：“如拟。五、十一。绶”
于是，案件最后的结局乃由婺源县政府于五月十五日发出训令，通告各乡镇，将詹礼恭予予撤职处分：“令 庆源乡乡长詹礼恭、各乡镇公所：查该乡长——庆源乡乡长詹礼恭演戏聚赌、危害地方一案，经派员调查并传所在地保保长曹兆福到庭侦，结果事属实在，应予予以撤职示惩处分令外，合行令仰该乡长遵照知照！此令！府衔批 县长梅〇〇”
詹礼恭演戏聚赌一案，从其发生到结束时间不到两个月，在县府领导及办案人员和地方士绅各方努力下得到基本解决。此案不仅为了解民国时期婺源乡村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提供了一个窗口，亦可看出民国政府基层组织行政运作之一斑。虽然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我们不知道在詹礼恭之后任的庆源乡乡长是否遵照县府训令，勤政为民、遵纪守法、体恤民艰，也不知道婺源乡村基层社会是否完全消除演戏聚赌之陋习，但是数年之后江山易色、确立了全新人民政权，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基层社会建立了强有力的行政单元，从而使烟赌等传统社会遗毒得到了相当程度扭转，基层社会组织也得到逐步改善健全。
三、简短结语
本文通过丰富而翔实的官箴书、档案、方志和文书等资料，勾勒了从晚清到民国徽州基层社会的一面相。在传统时代，烟、赌、娼、匪等社会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社会矛盾极其复杂、尖锐，如果这些社会问题同基层社会的运作纠缠不清，将会加速社会矛盾的激发。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基层社会控制松弛、官方却希望加强对人民的管理，但由于很多基层官吏贪污腐化、鱼肉民众，有些还卷入各种相当复杂的社会问题之中，加上传统乡绅的地位衰微、对基层社会起不到强有力的秩序维护作用，因此人民生活无法保障，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日趋复杂化。不过，地方士绅和民众还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局中积极努力，斡旋于官方权力与民众自治威权之间，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有力的防患打击，弥补了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控制和管理的漏洞，从而促进社会机制的健全运行。本文所述述婺源县庆源乡詹礼恭演戏聚赌案，正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基层社会的一个缩影。
晚清民国徽州基层社会问题管窥——以档案资料“詹礼恭演戏聚赌案”为例
晚清民国徽州基层社会问题管窥——以档案资料“詹礼恭演戏聚赌案”为例20124875750913
作者:何建木2017-02-23 08:57:30 文章被浏览：次文章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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